直到在某次約定前面的前一晚，我收到女兒的訊息，說王伯伯住院了，明天的晤談要取消，等到出院再聯繫我過去訪視。

我等了一個多月。

雖然有心理準備，但我還是很驚嚇，一個人怎麼可以在一個月改變這麼多。
王伯伯躺在床上，臉頰消瘦而虛弱，才講幾句話就開始清痰，很辛苦很費力的樣子。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在王伯伯的床邊表現出一如往常的樣子，但我相信我們心裡都知道，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事情和以前不一樣了。在確定王伯伯的病況治療不樂觀，而家屬也決定走居家安寧以後，我的工作方向突然變得迷惘：我要和他談生？還是談死？現在的談話有意義嗎？我的角色有意義嗎？

這樣的困惑在我和伯伯的互動過程一直跳出來，好幾次我在心裡都出現了「放棄」的念頭，甚至有時候看著伯伯幾乎沒有力氣說話的樣子，我覺得自己好像打擾他休息了。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是因為對死亡的無力感和失控感，讓人難以忍受吧！但為什麼沒有真的放棄？因為生命的有限性，反而更提醒我們把握時間道謝、道歉、道愛、道別。於是我開始邀請家人整理和伯伯的合照，伯伯在旁邊躺著休息，大家就看著照片說故事，這是什麼時候拍得啊、那時候誰因為什麼事情沒有出現在照片裡啊、這張照片的老家和現在不太一樣啦…伯伯是不是有跟著我們的照片進度，一起走回當時的時空，其實我不知道，但我確定的是，仍要繼續活下去的家人們也需要被照顧，也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和管道繼續和伯伯保持連結。

伯伯在開始居家安寧後的兩個多月過世了，就像伯伯說的，他要飛上天去守護家人的健康了，因為對生病的他而言，保佑身體健康就是他最想要為家人做的事情。我大概就是王伯伯在生命末期闖進來的一個聒噪又口無遮攔的心理師，生啊、死啊都不忌諱的直接掛在嘴邊，但又不好意思趕我走，只好這樣讓我吵到最後了（笑）。

我想，生命最後的階段，有時候不一定是那麼安適的，藥物治療、管灌餵食、長時間臥床、排泄清潔...但患者和家屬的心理安適卻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只要還能思考和感受，就不會被身體的限制綑綁。